我国中产阶层在雏形期就遭遇了“权力排斥”的情形。张宛丽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我国开始全面引进市场机制，“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分配机制和利益群体的分化。”

　　“我国最初出现的准中产有两大群体，一部分是私营企业主，另一部分则是‘下海’者。”张宛丽通过调查发现，私营企业的发展机会比国有企业少得多。“私营企业主要获得银行贷款比国有企业难得多”，国营企业背后是政府，银行更信任国有企业，而认为私营企业信誉低。这样一来，私营企业主需要花很大代价跟相关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通过这种交换来换取自己发展所需条件。这可以说是权力排斥的一种现象，即体制外的人要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所需要的成本要高于体制内的人。

　　“还有一部分中产，是通过家庭背景等先天因素获取较好社会地位的。”张宛丽说，当年第一批“下海”的人中不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和背景，他们可以借助其权力资源优势，在体制外的市场上轻松、便宜地获取高回报的地位收益，从而进入中产阶层。”

　　某单位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第一批下海者中的一员，当年他直接辞职，因为其父母是国家计划经济部门的高级干部，给他提供了当时社会钢材紧缺的信息，并帮助他获得了相应的批文，使他下海后第一笔生意就赚了几十万元。在之后的发展中，凭借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他很快就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并进入中产行列。

　　张宛丽说，目前中产阶层的进入门槛已经出现了权力排斥问题，这个门槛对社会成员来说，就是发展机会问题。“发展机会上的不公平导致了社会地位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张宛丽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中还出现了如一些学者指出的“精英联盟”的现象。“地方财政需要扩充，瞄准了市场。而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中小私营企业已经开始要做大，他们需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这样，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就有可能意识到以各自据有的行政权力资源和市场经济资源相‘交换’，以求共赢并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继而形成利益联盟。”

　　张宛丽举例说，目前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在某一种商品社会需求旺盛而资源短缺时，在缺乏公共监督和规范运作的背景下，特别是存在“双轨制”运作机制的情景下，这种事情极易发生。各地频频发生的交通部门领导贪污腐败案件也有类似性质。“这种联盟实际上控制了市场发展机会，那些中小企业主和无背景的原下层者，很难凭借自我奋斗获得发展。这就是时下中国中产阶层发育中遇到的一种特定结构现象。如果你有权力背景，你的发展空间就大，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则小，且前景难以预测。”

　　正是因为如此，张宛丽对我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并不乐观，“今后10年是我国中产阶层发育的关键时期，如果不顺利，我国的中产阶层有可能被撕裂，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向公平性的橄榄型发展。以中产阶层为主要成分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意义在于，社会大多数成员可以依靠个人后天的努力，公平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积极成果；而居于橄榄型结构中间层的中产阶层，恰恰是依靠自身的后天努力，掌握了较多的社会文化、专业技术资本，在市场上靠敬业劳作换取较高报酬，并因此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评价，彰显社会公平分配的一个功能群体。” (记者 李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