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更多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王乐义的收入支出账

　　记者　张晓晶

　　王乐义手里有一笔糊涂账：每年挣多少钱不清楚，花多少钱也不清楚。

　　走进王乐义的家，记者们惊呆了！这样一个跑遍大半个中国的人，不知带领多少农民摆脱了贫穷，可自己家里居然那么简陋。不大的院子里，养着鸡、鸭、猫、狗，显得过于窄小。22年前盖起的五间北房，在附近村民的崭新大院面前更显破旧。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更没有高档电器。“乐义没钱。”老伴说。

　　如果王乐义想发财，很容易。他在全国推广蔬菜大棚技术，足迹到过11个省、区、市，举办了3000多期技术培训班，发放科普书籍8万多册、录像带5000多盘。有人替他计算过，如果每次培训收讲课费100元，就是30万元，科普书籍、录像带每本（盘）收费10元，就是85万元。仅靠这项技术吃饭，王乐义早就应该收入过百万元了。但是，王乐义分文不取。

　　1991年，王乐义因为在全县推广大棚技术立了功，县里奖给他2万元，3次送来又被他3次送回。他说：“我有工资，为农民办点事是分内的，怎么还能要奖金？一分不要！”

　　有些钱是王乐义应得的，但是他花得也快。1996年，王乐义因推广大棚技术获得一项大奖，奖金有1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1万元大奖到了手，王乐义并没有带回家。他在开会期间，就到北京的种子、农资市场转了一圈，为村民们买了3800元的蔬菜种子。返回途中又到天津学习无土栽培芽菜技术，交了学费，买回材料、种子，请了技术员，最后1万元奖金只剩两块八毛钱。

　　王乐义在外面讲课多、兼职多，每年各种应得的奖金、顾问费不下3万元。但他从不塞进自己的腰包，不是给村里，就是用于技术推广。村里种菜引进新品种要做试验，用村里的钱怕群众有意见，他就用自己的钱。有时先让老伴在自己的园子里试验，成功了再推广给村民；有时让村民试种，失败了他包赔损失。这笔钱当然是从他自己兜里往外拿，自己的钱他觉得花着踏实。

　　注册“乐义”品牌后，来找王乐义合作的人很多，村里最后确定了6个项目，多的给30％的股份，少的也不低于15％。如果按这个比例分红，他个人不用几年就成了富翁。

　　但王乐义明确表态：“分红的钱我一分不拿，全部分给乡亲们，因为‘乐义’品牌是乡亲们共同培育起来的，收益属于咱三元朱。”

　　王乐义对金钱看得很淡，有一些支出是经常的。过年过节自己掏钱给全村的老人孩子买礼物，教师节掏出2000元为小学老师发奖，抗洪救灾他捐2000元，镇上学校扩建他捐2000元，最近他又带头捐款建起了投资120万元的乐义小学。

　　对来学技术的人，王乐义也经常解囊相助。1992年，一个四川小伙子借钱来到三元朱村学习大棚技术。光路费就花了400多元，他忐忑不安地对王乐义说：“我身上没多少钱了，可我很想学点东西，你能让我在这里住下吗？”王乐义说：“你就安心在这里学吧，一切费用都是我的。”他安排小伙子在自己家吃饭，在办公室住宿，直接到大棚里学习。小伙子白吃白住了一个多月，不但分文未交，临走时，王乐义还给他带上种子、农膜、农药，安排人一直把他送到火车站。

　　前几年，王乐义当村干部每年工资只有4000多元。老伴搞果苗育种，一年能收入两三万元，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支柱。直到这几年，王乐义一年的工资奖金涨到了2万多元，老伴也干不动农活了，王乐义才少了些英雄气短的感觉。

　　这些年，经常有人不解地问他：“不想给孩子留下点什么吗？”“孩子的钱要靠他们自己挣。”对此，他很豁达。“不想攒点钱给老两口养老吗？”“我们都有养老保险，再不够，孩子们拿。”对此，他很洒脱。

　　王乐义常说：“钱这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看重了是命，看轻了是纸。对共产党员来说，让更多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多为群众办些事才是最重要的。”

　　村里每年周转资金上千万元，他把签字的“一支笔”让给村委会主任，自己只起监督作用，每一笔账目定时张榜公开，从来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经常有人问他：“乐义啊，这几年你的身体可比原先好多了。为什么呢？”“没有私心杂念，一心扑在工作上，一心为乡亲们办事，吃得香、睡得稳，心里踏实。这样看，多干工作，我并没有吃亏，而是沾了干工作的光。”

　　记者试图为王乐义算一算收入支出账，却发现这确实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王乐义虽然对自己的收支账说不清楚，却算明白了人生的投入回报大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