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这个时代的劳动者致敬！ - 五一劳动节特别专题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无数的职业诞生，也有许多职业消亡。可以说，时代的变革已经让“劳动者”这个定义变得模糊不清。适逢中国的第58个劳动节，笔者渴望抛开那些晦涩的书本定义，从身边的生活中挖掘出这个时代真正的劳动者。

请忘却过去对劳动者的定义中诸多的限制。在我看来，公务员、军人、农村劳动者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劳动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同样创造了社会价值，他们同样光荣。

是的，在这里我们将重新定义这个时代的劳动者，以下的十位人物恐不能涵盖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但是他们却代表着这个时代。他们，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向他们致敬！

用摆地摊的劳动方式，改变了国人对“人走茶凉”的完全漠视

艾冬梅，一个靠在街头摆地摊维持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丈夫失业、孩子生病，生活雪上加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能再普通的劳动者，却有着一个不普通的过去——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第三名、1998年大连国际马拉松第二名、1999年北京国际马拉松冠军、2000年波士顿马拉松赛第六名。16枚奖牌，是她辉煌过去的见证，也一度成为了她最后的希望：“（拍卖奖牌）实在是没办法了，一家人总归要吃饭的。”

这已经不是的一例有关世界冠军生存艰难的新闻了，在政绩体育的模式下，它也决不会是最后一则这样的新闻。艾冬梅或许没有明白，“奖牌”对于“奖牌体育”的价值，仅仅存在于它获得的那一刻。

些微改善了政治理论的催眠效果。

“方永刚精神”让人震荡的，不仅仅是他在身患重症的情况下，仍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孜孜不倦地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教育事业作出奉献，更在于他对某种精神信仰的坚定信念和忠实实践。有什么信仰，就会有什么追求。利己的物质欲这种世俗化的信仰流行，加剧了当前社会欺诈、腐败、道德沦丧等消极因素的泛滥；而传统的所谓“高尚的精神信仰”，在严重的社会不公面前，日益显露出生命力的贫乏。方永刚以努力的行动，让“枯燥的政治理论”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让自己的精神信仰感染到一批人，这就是他最难能可贵之处。“精神荒漠化”并非因为没有精神可信仰，而是难以找到精神信仰与社会现实的契合点，方永刚对“信仰”的呵护，或许为我们找出了一种方向。

用自己的悲情举动证明了法律在官员面前的确还是软蛋。

从1995年开始，江南一家大型抗生素生产企业药物研究所制剂室主任高纯就从未停止过对国家药监局的署名举报，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位总理都曾对高纯的材料批示要求严查。但是，高纯却被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怒骂为“第一神经”，直到郑筱萸2005年年满60去职，高纯的举报一直奈何不了他，反而是高纯自己被勒令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

回顾12年的举报和上诉历程，高纯声称“确实不后悔”，确实，为了自身的信仰和利益而斗争，有什么值得后悔的呢？高纯的斗争，恰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机制的无力。

偌大年纪，仍用老而弥坚的心改变了中国人不敢直面“艾滋”现实的鸵鸟心态。

十年来，她一直在防治艾滋病的第一线调查和行动，用她的知识和医术治疗艾滋病病人，用她的言行为艾滋病病人送去温暖，用她个人的财力帮助艾滋病病人。然而，她为公益事业的奔走却遭遇了重重阻力，被指责“制造恐慌，说假话，说故事”，被利欲熏心者盗用名义劐取捐款，被地方官员劝阻不要去美国领取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

如果隐瞒真相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倒情愿高耀洁是在“制造恐慌”，但无知真能获得幸福和自由吗？“传道”需要的更多是勇气，高耀洁做到了始终如一地坚持，可就如一位批评家所说的，如果世间再无高耀洁，我们还能依靠谁？

一不小心“感动了中国”，并引发了国人一场关于“道德楷模要不要做道德符号”的争论

洪战辉带着捡来的妹妹求学12年的事迹被媒体公开后，给他本人带来了“道德偶像”的耀眼光环，也给他带来了数不尽的烦恼。他在作报告时推销自己的新书，也引起部分听众不满，觉得这种行为与他们心目中的道德楷模不符，甚至还有人指责他骗学生的钱。“出身贫穷，我追求的就是财富；经历了苦难，我追求的就是幸福；人家以为我是弱者，我追求的就是坚强。”洪战辉讲出的这番真心话，也许并不符合造就楷模的人的意愿，——然而所谓“楷模”，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把某种标准硬套在某一个人身上而已，不管被套者是否接受。“我其实并不算道德楷模”，洪战辉就不止一次这样地强调。

《三峡好人》改变了人们对自己身边人的漠视，于是人们知道了与《新闻联播》的报道迥异的三峡好人的真相。

1995年起开始电影编导工作的贾樟柯，首部长片《小武》就被法国《电影手册》评价为摆脱了中国电影的常规、标志着中国电影复兴与活力的影片。2000年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的《站台》，则是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导演第一次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正式竞赛单元并获奖。但在以巨额投资作为噱头的“大片”时代，贾樟柯注定不是个卖座的导演，虽然《三峡好人》捧回了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最重量级的奖项“金狮奖”，却正如贾樟柯自己所说的，对《三峡好人》票房毫无期待。或许《三峡好人》还存在许多争议，但在其平缓的讲述中，我们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三峡腹地的现实，或多或少会有那么一点点感动。

用自己残破的躯体，改变了国人心中的教师形象，抑制了师道沦落的步伐。

36年来，陆永康日复一日地跪在讲台上传道授业；年复一年跪着前行在山间道上，走村串寨做家访。陆永康是幸运的，因为他的劳动获得了回报，事业方面，他36年的“膝行”劝回了许多即将失学的孩子，他有机会从代课教师转正，更好地服务于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个人方面，他36年的“跪教”事迹终于被媒体发现，终于获得了政府为他治好病的机会。

然而，在陆永康所服务的中国教育事业中，还有多少他的“同志者”仍在继续着他这三十六年所走的路？陆永康的“幸运”，对他们来说是否仍旧遥遥无期呢？我们期待更多卓立于世的精神，而不期待出现更多的苦难——这不仅仅是对于教育行业的劳动者。

用绵薄之力默默地承担本该由政府和公益机构承担的责任，减轻了政府“管不过来”的压力

60多岁的杭州人王万林，一位处在生活底层的平民，这辈子执着地做着一件事：救助街头流浪儿。27年间，他共救助了391名流浪儿。为了救助流浪儿，王万林自己至今孤身一人，花光了全部工资，甚至在《收养法》出台后，王万林的行为还被一些人指责为违反了《收养法》；2000年，他又被单位解聘下岗，仍然依靠打工收入救助流浪儿。

王万林说，政府现在有专门的机构收留流浪儿，但总有管不过来的时候。而作为自身都为生计发愁的贫困者，王万林却依靠一份执着的信念，做好了一份“政府都有管不过来”的事情。